《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农田》：“上书者言赋役末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简单点儿来说，就是宋仁宗当时想要搞一搞田制，但是负责这件事情的大小官老爷们都觉得这么搞大麻烦了，再加上搞田制这种事儿属于“非儒臣待遇”，所以这事儿就黄了。
然后大宋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反正没有地种的百姓就自己想办法，要么去佃租士绅的田地，要么放弃种地，成为小手工业者，或者进城打工。
玩得似乎很先进，然而在当时的总体环境下，这种玩法基本上属于脑残——
所谓的扑买制，基本上也就是包税制，理论上来说确实解决了赋税的问题，但是这种让士绅轮流坐庄包税的玩法也只能保证朝廷能收得上来赋税，却没办法保证让百姓也能活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活不下去就造反，对于大宋的百姓来说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造反，就有可能活不下去，造反了，倒有可能受招安做官，这种几乎只有一个选项的的送分单选题，任何人用脚后跟去做，都很难做错。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宋一朝三百年，三百年里平均一年两起造反，除了方腊之外，剩下的几乎都是杀官造反受招安的结局。
所以赵桓一直就想不明白，大宋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宋的这些官老爷们，乃至于大宋的皇帝们又都是怎么想的？
看看历朝历代，除了大宋之外，剩下的朝代里面，只要是百姓造反，基本上就是江山动荡的结局，只有大宋，无论是是皇帝还是官员，包括百姓在内，都在按照杀官-造反-招安-做官-秋后算账的流程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让赵桓劝课什么农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用得着赵桓去劝？连地都没有的百姓用得着赵桓去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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